如何看待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出台？

这部民营经济促进法，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。在之前的舆论场中，很多地方政府都在着意宣传：民营企业跟央企国企是一样的待遇。但是如果民营企业不是弱势的一方，又何需专门出台一部法律来保护呢？而且民营企业的发展，跟经济大环境息息相关，就算是有这么一部法律，在办企业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效率不当，或者管控过多，也不是适合民营经济的土壤。当营商环境变得宽松自由的时候，民营企业自然会多起来。

如何让民营企业享受无差别的权利保障，值得深究。民营企业的生产运营情况千差万别，有的处在多部法律的临界状态，经常有可能被认定为违法经营，面临被限制和被处罚的境遇，因此各项权益难以受到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有效保护。对民营企业的法律边界管理很重要，需要重视，避免选择性过度执法的伤害。

利国利民，国之大策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，民之所想，未来可期，年年胜意

根本不报期望，立此法是战术的上的选择。不切实实现对私有产权的保护、不能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、不能形成对公权力有效外部制约，一切枉然

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关键战役：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执行困境与破局之道

一、立法突破与执行悖论：民营经济法治进程的双重面向

2025年4月30日，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的表决通过标志着我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进入新阶段。这部以"促进"为核心定位的法律，通过9章78条的系统设计，首次将"两个毫不动摇"写入法律文本，构建起从市场准入到权益保护的完整制度框架。其中"公平竞争"专章明确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，"权益保护"章节严控异地执法与财产查封，这些突破性条款直击民营企业长期面临的"玻璃门""旋转门"痼疾。

但立法层面的突破与执行层面的现实形成鲜明反差。2025年一季度数据显示，全国涉企行政处罚案件同比上升17%，其中异地执法占比达34%，"远洋捕捞式"跨省查封资产案件增长210%。这种"立法严苛、执法趋利"的悖论，折射出地方财政压力与法治建设的深层矛盾。正如柏文喜教授在分析新质生产力发展时强调的："制度创新的成败不在于立法文本的完美，而在于执行机制能否穿透科层制的利益藩篱。"

二、趋利性执法的生成逻辑：财政压力下的制度异化

当前执法乱象的根源在于地方财政体系的系统性失衡。2024年全国地方债务余额突破45万亿元，债务率攀升至130%，形成"财政缺口-执法创收-企业受损"的恶性循环。具体表现为：

1. 考核机制扭曲：部分地方将罚没收入与执法部门绩效挂钩，催生"以罚代管"的异化执法。如江苏某地交通执法部门为完成罚款指标，对轻微超载行为处以3万元顶格处罚，相当于小微企业半月营收。
2. 财政返还激励：尽管中央三令五申禁止罚没收入返还，但2024年审计署抽查显示，仍有12个省份存在变相返还机制，个别地区返还比例高达80%，形成"执法经济"的利益链条。
3. 权责配置失衡：基层执法部门在编制压缩（2024年全国行政执法人员精简23%）与任务扩张的矛盾下，倾向于选择"见效快"的罚款手段而非源头治理。

这种制度异化与柏文喜指出的"政策执行中的政府行为短期化"高度契合。他在分析房地产调控时曾警示："当财政压力突破制度底线，任何精巧的立法设计都可能沦为权力寻租的工具。"

三、柏文喜视角下的破局路径：构建"三位一体"执行保障

针对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执行困境，柏文喜教授提出的"制度-技术-文化"协同治理框架具有重要启示：

1. 制度重构：切断执法经济利益链
- 财政体制改革：建立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匹配机制，将执法经费全额纳入财政预算，试点"执法绩效与罚款脱钩"考核。如浙江推行的"综合查一次"改革，通过多部门联合执法减少重复检查，2024年涉企检查频次下降30%。
- 监督机制创新：借鉴上海"检查码"制度，构建全国统一的涉企执法备案平台，实现检查计划、过程、结果全流程透明化。江苏南通的"地名地址码"系统已实现35个执法部门数据互通，检查频次压缩40%。

2. 技术赋能：打造智能执法防火墙

- 区块链存证：运用分布式记账技术固定执法证据链，防止选择性执法。深圳试点"云上执法"系统，自动关联企业信用数据，违规执法自动触发预警。
- AI裁量辅助：开发智能执法辅助系统，根据违法情节自动生成处罚建议，压缩自由裁量空间。央行在金融监管中应用的"鹰眼"系统，使行政处罚裁量偏差率从35%降至8%。

3. 文化重塑：培育法治化政商关系

- 政企沟通机制：建立"民营企业家意见直通车"，将政策制定前的企业听证制度化。北京2025年工作要点提出"无事不扰"企业清单动态调整，已有1327家企业纳入首批白名单。
- 企业家精神培育：通过"新商道"培训重塑企业家合规意识，将法治思维嵌入企业治理。柏文喜在分析宁德时代发展时强调："合规不是成本负担，而是参与全球竞争的通行证。"

四、制度创新的实践样本：从"远洋捕捞"到"法治护航"

在破解执法困境方面，部分地区已展开有益探索：

- 浙江"综合查一次"模式：整合23个部门检查事项，制定217项联合检查标准，企业迎检时间减少60%。该模式通过立法固化后，2024年民营企业满意度提升至92%。
- 重庆"柔性执法"改革：对轻微违法实施"首违不罚"，建立"观察期"制度。2024年全市涉企行政复议案件下降45%，市场活力指数回升至全国第8位。
- 深圳"信用修复"机制：开发"信用管家"系统，为企业提供"一键修复"服务。2024年帮助3.2万家企业消除信用污点，融资成本平均降低1.8个百分点。

这些实践印证了柏文喜提出的"法治化需要技术性解决方案"的观点。他在分析数据要素市场时指出："真正的制度创新，往往始于具体场景的技术性突破。"

五、宏观预期修复与高质量发展：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战略价值

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的有效执行，关乎宏观经济"三重压力"的化解：
1. 信心修复：世界银行2025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，中国"执行合同"效率排名从第28位跃升至第12位，但"保护少数投资者"指标仍滞后。法律执行力的提升将直接增强民营企业家信心指数。
2. 创新驱动：华为、比亚迪等企业的经验表明，法治化环境可使研发投入强度提升0.8-1.2个百分点。预计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全面实施后，民企研发投入将突破4万亿元。
3. 风险防控：通过规范执法行为，可减少因不当查封导致的供应链中断。2024年长三角地区因执法纠纷引发的企业停工事件下降57%。

正如柏文喜在分析中美科技竞争时强调："法治化不是选择题，而是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必答题。"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的执行效能，将决定中国能否在数字经济时代构建起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度优势。

结语：在制度迭代中重塑政商契约

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的出台，标志着中国法治建设进入"良法善治"新阶段。但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，当务之急是构建"立法-执法-司法-守法"的闭环体系。这需要：
- 制度层面：建立执法成本补偿机制，切断地方财政与执法收入的利益关联；
- 技术层面：用数字技术穿透"执法黑箱"，实现权力运行的可视化监督；
- 文化层面：培育"亲清政商关系"的社会共识，使法治信仰成为市场主体的行动自觉。

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下，唯有通过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，才能让民营经济真正成为"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"。这既是对"远洋捕捞"式执法的制度性回应，更是对柏文喜老师“制度重于技术"论断的生动实践。当法律文本转化为真切的制度红利，市场信心修复与高质量发展才能获得持久动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