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看待中国央行对美债波动的回应？

央行的回应并没有直接提到美债的问题，而主要说的是中国的外汇问题。任何针对中国持有美债问题的表态，或者直接评价美债的市场表现，都有很大的风险，也会引发市场的波动和猜测，因此这个问题避开不谈是比较妥当的。

根据美国财政部2025年2月国际资本流动报告，日本2月增持466亿美元美国国债，持仓规模为11259亿美元，依然是美国第一大债主。中国2月增持235亿美元美国国债至7843亿美元，连续第二个月增持。这个数据也说明，关税贸易战和中国持有美债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，而持有美债作为中国长期的海外资产投资和配置，其收益率稳定，且目前仍然维持高位，对于中国的美元资产而言，既安全又有较高的受益。

至于以后中国对于美债是什么态度，我觉得还是看市场的表现吧，尤其是美元资产VS其他资产的表现。

美债崩溃论可休矣！全球国债市场分化：理性审视中美债务风险与市场逻辑差异

近期，美债与中债市场呈现截然不同的走势：美国5年期国债利率自2024年9月以来首次跌破4%，投标倍数创3月新高；中国3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利率低至1.88%，创历史新低。这一现象引发市场对两国债务风险的热议。然而，简单以“美债崩溃论”或“中债安全论”概括市场逻辑，显然忽视了结构性差异与风险本质。本文从债务结构、市场反应和政策逻辑三方面展开分析，揭示中美国债市场分化的深层动因。


一、债务结构差异：杠杆率分布与隐性风险


1. 政府债务的统计口径与真实负担


中美债务结构的核心差异在于统计口径与隐性债务的界定。根据IMF数据，美国2023年宏观杠杆率为267.9%，其中政府杠杆率118.6%，企业杠杆率75.3%；中国宏观杠杆率达308.2%，政府杠杆率80.2%，企业杠杆率164.3%。然而，中国地方投融资平台约65万亿元债务被归类为企业债，若按国际标准调整，政府杠杆率将升至135%，远超美国。这种隐性债务的“表外化”操作，掩盖了地方政府实际偿债压力，形成结构性风险。


2. 债务期限与融资成本对比


美国国债以中短期为主，2025年到期债务约6万亿美元，分散于全年各月，平均每月到期约5000亿美元，借新还旧压力相对可控。中国则通过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（如30年期）延长债务久期，但低至1.88%的利率意味着未来利息支出对财政收入增长的依赖度更高。若经济增速持续放缓，债务成本与财政收入增速的“剪刀差”可能加剧风险。


3. 国际资本流动与货币主权差异


美债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赋予其“安全资产”属性，海外投资者持有比例长期稳定在30%以上。而中国国债市场仍以国内金融机构为主导，资本账户管制虽缓解了外资波动冲击，但也限制了多元化融资渠道，形成“内循环依赖”。


二、市场反应逻辑：避险需求与政策预期的博弈


1. 美债需求强劲的三大驱动力


近期美债投标倍数攀升（如5年期国债达2.41）源于三重因素：


避险需求：特朗普关税政策与地缘冲突推升市场波动率（MOVE指数飙升至139.9），美债对冲功能凸显；


政策预期：美联储可能通过降息（预计2025年累计降幅40BP）及重启QE缓解流动性压力，市场提前定价宽松周期；


技术性因素：基差交易平仓引发的收益率飙升（如10年期美债利率一度突破4.5%）反而吸引逆向配置资金入场。


2. 中债利率新低的矛盾信号


中国30年期国债利率跌破2%，表面看是“资产荒”下金融机构的被动配置，实则隐含多重矛盾：


政策驱动：财政扩张（1.3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）与货币宽松（存单利率或降至1.0%-1.1%）形成“双宽松”格局，但政策效果受制于内需疲软与外需不确定性；


预期分化：低利率反映市场对长期经济增速下行的定价（如30年期利率低于20年期），但投标倍数高企（3.66倍）暴露金融机构“资产-负债”匹配压力；


流动性陷阱风险：当利率逼近零，传统货币政策失效，债务循环可能依赖财政赤字货币化，削弱市场信心。


三、风险对比：短期波动与长期隐患


1. 美债的“显性风险”与应对工具


美债市场短期面临两大扰动：


特朗普政策冲击：关税政策推高通胀预期，导致美债收益率曲线陡峭化（10年期-2年期利差扩大至60BP）；


杠杆交易脆弱性：对冲基金基差交易规模（期货空头头寸1.14万亿美元）与高杠杆率（平均9倍）可能放大市场波动。


然而，美联储政策工具箱（降息、扩表、逆回购）与美债流动性优势（日均交易量超6000亿美元）为风险缓释提供缓冲。


2. 中债的“隐性风险”与结构困境


中国国债市场风险集中于三方面：


利率下限约束：当前30年期利率（1.88%）已接近日本“零利率陷阱”经验阈值，若进一步下行，可能引发金融机构盈利能力危机；


财政可持续性挑战：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置换（如65万亿元平台债）虽缓解短期违约压力，但长期看需依赖土地财政转型与税制改革，进程缓慢；


外部冲击传导：美国关税政策（对中国商品加征10%）与全球供应链重构可能加剧出口下滑，削弱财政收入增长基础。


四、政策启示：重构安全边际与市场信心


1. 美国的“双底线管理”策略


美联储需平衡通胀控制（核心PCE目标2%）与债务可持续性（利息支出占GDP比重约1.5%）。短期看，通过“扭曲操作”拉长久期、降低融资成本；长期需推动财政整固（如削减医疗支出）以缓解债务压力。


2. 中国的“结构性改革”突围


化解中债风险需突破三重瓶颈：


利率市场化：打破存款利率刚性，缓解银行净息差收缩（当前仅1.7%）对国债配置的扭曲；


财政透明度提升：将隐性债务纳入预算管理，建立风险预警机制；


增长动能转换：通过“两新一重”投资（新基建、新型城镇化）与消费升级对冲外需下滑，夯实偿债能力。


结语：超越情绪化叙事，构建理性分析框架


国债市场的分化本质是两国经济周期、政策框架与全球地位差异的映射。美债的“崩溃论”忽视其货币霸权与政策弹性，中债的“安全论”则低估利率陷阱与结构转型难度。当前全球债务/GDP比率逼近100%，任何单一市场的风险都可能通过贸易、资本流动与信心渠道外溢。唯有摒弃非黑即白的叙事，在数据透视与政策协同中寻找安全边际，方能避免“明斯基时刻”的幽灵重现。

我国国内以债基为主的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有较大可能会下跌。